大概是95年、96年，我在《读书》杂志上看到刘小枫一篇文章《爱的碎片中惊鸿一瞥》 （见下面的转载）。从而认识了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其实，之前，我已经看过他的《蓝》和《白》，是通过录像带，看时，没有看得太懂。通过这篇文章，我知道有本书叫《奇士劳斯基论奇士劳斯基》台湾出版的。那时，工作中接触到台湾人，于是请人从台湾给我买了一本。
记得，读这本书是在天上（那次飞行的时间很长，从北京飞深圳，到深圳机场拿到东西再直接飞上海。），从此，我的生命结构似乎发生了变化，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的我不是在天上，而是走在宁静的城市，伴着音乐，阳光从来没有如此灿烂过……醒来，我的身上多了毛毯，飞机还在飞行，舷窗外，天空漆黑如深渊……
后来，我的那本书丢掉了，丢书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而且从来都无所谓，可这次，我第一次觉得好可惜呀，就像丢了魂儿似的，好长时间里一直念念不忘再买一本。
今天用来重温的这本书是借来的。躺在床上看和在天上看果然有很大的不同。偶尔会笑出来，为基斯洛夫斯基的细密而真诚的絮叨。他不再是高山仰止，倒像一个和蔼的老人——在阳光很好的午后，你去街上散步看到的一个你熟悉的老人，他会笑着跟你打招呼，说一些家常话儿……
因为有人说韩国和波兰一样，都是大国征伐时的“擦鞋垫”。于是就想从这个角度看看波兰精英的内在，从而对应着了解一下勇俊先生的内在。
【转载】爱的碎片中惊鸿一瞥（刘小枫）（如果嫌太长，不读也罢。直接去看书就好。）
基斯洛夫斯基四月在巴黎病逝，享年五十五岁！我没有读报习惯，基氏逝讯发布两天后，友人小林特地打电话告诉我。小林知道我敬爱基氏，称他为“用电影语言思考的伟大的思想家”，常自溆对基氏作品有真切的理解。基氏年早逝，令我深感痛惜。对一位同时代的思想家去世感到悲伤，在我是头一次。
基斯洛夫斯基（Kieslowski）是波兰人，我认识他仅五年。九一年，瑞士德语电视台推出基氏的作品系列，每周一片，播放了《盲目的机遇》（BlindChance ，德译片名“ 极有可能的偶然事件” ），《没有结局》（NoEnd ）和《十戒》）。
每一部作品都令我深受感触。这时，他的新作《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Ladoublevie deVeronique ，台译名《双面薇若妮卡》，港译名《雨生花》）在影院上映，我赶首场观看。从此，我认定基氏是当今我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家。去年，基氏的《蓝》，《白》，《红》三部曲参加影展，《蓝色》获威尼斯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奖，《白色》获柏林最佳导演奖。随后，基氏宣布不再拍片。我有些怅然，真希望继续看到他的作品。
宣告不再拍片，就象作家宣布不再写作，哲学家宣布不再想问题，似乎想说，该说的话说完了。在制作三部曲时，由Danusia Stock 编的基氏“ 自述”出版，基氏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和创作历程，这为我已拟定的就《十戒》与基氏对话提供了丰富的个人资料。思想是非常个体性的，艺术思想家是如此，哲学思想家同样如此。
读基氏的代深紫色基调的作品，有一种生命和思想的敏感部位被触碰的感觉。
小林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他的作品；几个月来，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逝世令我痛惜。
我心目中的艺术家（广义的艺术家，包括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都具备两个在体性的条件，首先是能敏感生活的心性素质。但生活中有独特感受力的人，并不乏见，为什么他们不是艺术家？人人都在切身地感受生活，甚至思索生活，只是程度和广度不同而已。看来，敏感生活只是艺术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什么叫生活？生活是个体处身的社会性语言织体，它有表征层面和隐喻层面。
常人对生活的感受游弋在表征层面，艺术家对生活的敏感突入到生活的隐喻层面。我心目中的艺术家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在运用语言表达生命感受时突破表征语言织体的能力。
感受生活还不就是反思生活，从在体语言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者，是艺术家；在隐喻层面的感受中反思在体者，是艺术思想家。有的艺术家语言能力很强，但其感受未必思索生活的脉动；有的艺术家对时代生活有丰富的感受，却不能感性地突入隐喻语言。基氏是艺术思想家，他对时代生活的感受像一线恻隐的阳光穿透湿重迷朦的晨雾，感性的语言带有只属于他自己的紫色幽淡悲情的在体裂伤。
这就是基氏特别令我喜欢的原因吗？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感受力强，又不乏语言能力突破的思想家并非基氏一人。为什么是他？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基氏是波兰共产党文化制度中生长的艺术家。他中学时，正逢“ 波兰十月”革命和匈牙利事件，以后当兵，做工，后考入Lobze电影学院修导演课程，毕业后拍了十余年记录片。基氏的个体在性的语境是社会主义日常生活，这种生活秩序的日常结构（表征语言）和意义结构（隐喻语言）都被规定和设置妥贴，按理说，个体不需要太多的选择，只需要遵从社会主义事业就够了，似乎个体命运的在世负担已被这种生活秩序的正当性理念解决了。
《盲目的机遇》中的小伙子Witek 颇有生活热情，他总是急匆匆地要赶上那班定期开出的火车。第一次，他抓住正行驶出月台的车厢手柄，上了火车，遇上一位虔诚的共产党员，布满革命皱纹的话使他成了革命积极分子；有一次，他在追赶火车时，无意撞上了铁路警卫,被拘捕，判刑劳教，与一位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的人关在一起，结果成了坏分子；再一次，他没赶上火车，遇上过去的女同学，于是结婚，升学（学医），当医生，家庭和事业两全。但谁知，他因公出国访问遇飞机空难。
积极分子，坏分子，医生（中间人物）都是生活的表征层面，基氏叙事的隐喻是什么？生存偶遇。偶在世个体以自己的身体抛起的骨子，一面是令人想在此驻足的幸福，另一面是令人身心疲惫的受伤。
基氏觉得，“每天我们都会遇上一个可以结束我们整个生命的选择，而我们都浑然不觉。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样的机遇在等待我们。” （174 页）。这等于是与带有人类终极使命的人民民主社会的日常理念争辩：社会主义事业有如那班定时开出的火车，某个个体与这班火车的关系依然是偶然的。无论何种完善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取消个体偶在绝然属我的性质。在社会制度，生活秩序遇个体命运之间，有一条像平滑的镜子摔碎后拼合起来留下的生存裂缝。偶在的个体命运在遵循历史规律进步的社会制度中仍然不可能找到依托。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中，生活都是极其伤身的，空难只是一个夸张的隐喻。对个体生命有绝对支配权的无常，像湿润的雪花粘在人身上，然后把这个人身化掉；生存裂缝“ 不论是发生在飞机上或床上” （176 页）。
社会主义的生活语言织体通过设定历史规律在生存的隐喻层面取消个体的偶在性，是不切身的。
作为艺术思想家，基氏喜欢讨论大问题：正义，死亡，自由，平等，爱等等。
这些大问题在他眼里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这些大理念都体现为具体的社会秩序中的个体私生活事件。无论社会制度的正当理念是什么，泪水是咸津津还是温涩涩的味道，只有噙着泪水的每个我知道。自由民主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理解，即“针对人性化，隐私及个人的层面，而非哲学，更非政治或社会的层面来讨论”自由，平等，博爱（387 页）。叙事作家总是通过个体性的生存事件来探讨理念的负担，正因为这种本性，对理念的理解要切身得多。既然人文思想家都是通过私人性事件去探讨理念的具体意涵，基氏的独特之处就并不是他对人民道德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私人性解读。
基氏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呢：是他的私人性解读中所表达的一种私人信念：珍惜生命中爱的碎片。他说，“我喜欢观察生活的碎片，喜欢在不知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拍下被我惊鸿一瞥的生活” （291 页）。
生活中有各种碎片，基氏的所有作品都是辍拾某个爱的碎片。爱没用抽象性，只有具体性，即偶在的肉身性，爱的在性就是碎片。似乎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爱就被粉碎了。要爱，就得甘愿成为碎片，这是超逾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负担的事。基氏的艺术触角超逾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正当性争论，只有对个体的在世负担忠心耿耿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破损的爱感。
如今，爱的主题，要写得感人，极不容易。基氏的“ 红色”像一个康德式的提问：爱怎么可能？
（ 对三部曲的介绍，分析与评价。略。）
基氏作品构成了一个隐喻的织体，不少人物在各个作品中交错出场，生活是偶在的网络，道德意识像是这张布满灰尘的网上的蜘蛛。
基氏的道德焦虑比是律法主义的或决疑论的，日常道德是蓝色的。
而非黑白分明。不仅人间幸福是残缺的，人间的爱也是破损的。一个偶在个体的命运是由一串偶然事件聚合而成的，个体没有一个恒在的依持。在基氏的叙事中，偶在是决定性的，即便是爱，也在偶然中成为碎片。道德是对残缺和破损的爱的碎片的珍惜，这种珍惜是蔚蓝色的。
基氏的叙事决不仅仅为了展示爱的碎片，他记叙过两件小事。
在巴黎城郊，一位十五岁光景的女孩子认出了他，走上前来对他说，自从她看了“ 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 ，她现在知道，灵魂是存在的。基氏听后觉得，“只为了让一位巴黎少女领悟灵魂真的存在，就值得了！”在柏林大街上，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认出了他，拉着他的手哭起来。原来，这女人与她女儿虽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人有五，六年；前不久，母女俩去看了《十戒》，看完电影后，女儿吻了母亲一下。基氏觉得，“只为了那一个吻，为那一个女人，拍那部电影就值得了。”基氏知道，那个吻的爱只持续了五分钟，尽管如此，只为这只有五分钟的吻，他觉得自己的创作艰辛是值得的。爱的碎片只是生活中的诸多碎片之一，然而是唯一可以支托偶在个体残身的，值得珍惜的碎片。
我觉得，这是我敬爱基斯洛夫斯基的真正原因，他是令人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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